文 | ICT解读者-老解
2026 年一季度，三大运营商集体交出了一份令人担忧的成绩单。中国移动营运收入同比增长 1.03%，但营运利润下滑 11.6%,净利润下降4.2%；中国联通营收微降 0.5%，营运利润大跌 18.9%，净利润下滑 17.4%；中国电信营收减少 2.6%，营运利润大幅下滑 24.2%，净利润下降 17.6%。。
行业媒体普遍将三大运营商的利润下滑归咎于增值税率上调（从 6% 到 9%）的 “税负冲击”，但这种说法只看到了表象，并非三大运营商利润暴跌的主因。从财务本质来看，增值税是价外税，如果增值税调整是核心变量，三家公司的收入和利润降幅应呈现相似的波动。
所以，仔细拆解三大运营商一季度的财报后会发现，其利润降幅远超收入降幅的背后，是三家公司截然不同的经营病灶，绝非单一的税率调整所致。
01.中国移动：增收不增利，低毛利业务拖垮主业盈利
中国移动是三大运营商中唯一实现收入正增长的，营运收入增加了27亿，同比增长 1%，但营运利润反而减少了38亿，同比下滑 11.6%，这种 “增收不增利” 的怪象，根源在于收入结构的恶化与终端业务毛利率的压缩。
具体来看，一季度中国移动主营业务收入下滑 1.1%，减少约 25 亿元，高毛利的核心通信服务收入持续萎缩；而以终端产品销售为主的其他业务收入则大增 12.6%、增加了 52 亿，是其整体营收同比增长1.03%的绝对贡献者。
但是，由于受到内存涨价推动国内手机价格上涨的影响，中国移动采购终端产品的成本同比增加了 55 亿元，13.5%的成本增幅远超终端产品销售收入 12.7% 的增幅，说明终端业务的毛利率正在被压缩。换句话说，中国移动是在“卖更贵的手机，但赚更少的钱”，并且仅这一项成本增加，就几乎吃掉了收入增长的全部贡献。
尽管中国移动的网络运营、折旧摊销等刚性成本有小幅下降，本应成为利润的缓冲垫，却还是被终端业务55亿的成本上涨完全抵消，最终导致营运利润减少了38亿，同比下滑11.6%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财报显示中国移动营运利润同比下滑11.6%，但净利润降幅仅为 4.2%，远好于营运利润表现。这一差异主要来自非经营性收益的强劲支撑：一季度，中国移动的利息及其他收入、按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收益等同比增加约21亿元。
这些非经营性收益对冲了主业盈利下滑的压力，才使得净利润的跌幅被显著收窄，换句话说，中国移动的净利润表现实际上得到了非经营性收益的“粉饰”。
但需要警惕的是，这些非经营性收益与中国移动的通信主业无关，并且具有高度不可持续性，而营运利润才是衡量运营商主业健康度的更可靠指标。
02.中国联通：人力成本刚性上涨，直接吞噬全部利润增量
中国联通的情况则与中国移动不同，其营业收入仅微降0.51%，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3亿；但营运利润却少了13.7亿，暴跌18.9%，因为所得税税项优化才使得净利润的同比降幅收窄到17.4%。
中国联通利润暴跌的原因源于成本结构的变化，分析其1季度利润表收支细项的同比变动，可以看到中国联通“员工薪酬及福利开支”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0.35亿元，同比暴增13.63%，仅这一项成本增量就已超出了1季度利润的全部降幅。
在收入几乎零增长的背景下，人力成本投入超前于产出效益——无论是为支撑转型引入高端人才，还是核心岗位的薪资调整、福利优化，都大大推高了中国联通这部分刚性开支，成为其一季度营运利润暴跌的直接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财报数据显示，中国联通的“雇员薪酬及福利开支”亦同比增长了2.5%，且营收占比已由2024年的16.7%增加至17%。与之相比，中国移动2025年的“雇员薪酬及相关成本”，仅同比增长了1.4%，占营运收入比重为14.7%，均远低于中国联通。
中国联通的“雇员薪酬及福利开支”持续增加，或与其员工平均薪酬处于行业较低水平有关。根据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数据折算，中国联通的人均薪酬为28.05万元，比中国移动33.4万元的人均薪酬低了16%（中国电信的年报数据仅披露“人工成本”，无可参照的雇员薪酬及福利开支细项数据）。
随着中国联通在2026年一季度的“雇员薪酬及福利开支”大幅提升13.63%，而中国移动同比仅增加1.12%，假若两家上市公司的员工人数无重大变化，则中国联通与中国移动的人均薪酬差距将大幅度拉近，这对于中国联通的员工而言无疑是好事。
当然，中国联通并非没有成本管控意识，在“雇员薪酬及福利开支”增加20.35亿的同时，其他经营及管理费用反而节省了12亿元，财务费用也有所下降，这也可以看出中国联通新一届管理层的降本成效。
因此，如果说中国移动的问题是“卖什么”的结构失衡，那么中国联通的问题就是“花多少”的效率失衡，其内部成本管控的短板在行业压力下被无限放大。
03.中国电信：刚性成本难降与信用减值双重挤压，盈利压力严峻
在三大运营商中，中国电信一季度业绩的困境最为复杂，呈现出刚性成本居高不下与应收账款恶化引发的信用减值大幅计提的双重挤压格局。
中国电信2026年一季度营业总收入同比下滑2.6%，减少约35.3亿元，而与其体量相近的中国联通仅减少了5.3亿；营业支出却仅同步下降0.7%，不过节省了9.3亿元，由于成本降幅远小于收入降幅，中间约26亿元的差额几乎完全挤压了利润空间，导致其经营收益从107.5亿元骤降至81.5亿元，同比大幅下滑24.2%。
这背后是中国电信重资产商业模式固有的高经营杠杆在起作用。折旧摊销、网络运维、人工等刚性成本合计937亿，占收入的七成左右。当中国电信的营业收入处于下滑阶段，固定成本无法同步收缩，则盈利下行压力就会被进一步放大。
看上去中国电信的问题属于“卖得少了，但固定成本压不下来”的结构性问题，但其真正的经营困境，则在于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的持续大幅度增加。
在成本开支之外，中国电信一季度的信用减值损失同比激增了40.2%，从去年同期的26.65亿元增至37.37亿元，增加了10.72亿元，这部分减值主要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用户欠费核销相关。
好在中国电信一季度的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合计增加了约9.4亿元，刚好对冲了这部分信用减值的负面影响，再加上营业外支出大幅下降了10.2亿元以及资产处置收益的正向影响，才使得中国电信一季度的净利润仅同比减少了15.6亿元，降幅亦改善为17.6%。
需要注意的是，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主要来自金融资产市值波动，属于不可持续的账面收益，而营业外支出的大幅下降作为非经常性项目也不具备持续性，它们实际上“粉饰”了中国电信主营业务的实际承压程度。
而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中国电信本季度的信用减值损失同比激增并非孤立现象。
查看中国电信2025年财报，可以看到去年全年的信用减值损失为56.99亿，同比2024年的37.58亿，已经大幅增加了52%；进入2026年1季度，中国电信的信用减值损失仍在持续大幅度攀升，并且单季度37.37亿元的绝对金额已经与2024年全年相当。
这说明即使中国电信的收入规模在收缩，但其历史应收款的回收压力仍在累积。前期确认的业务收入中，有相当比例并未转化为实际现金流入，而是以应收账款形式沉淀在资产负债表上，如今到了集中计提减值的阶段。这也反映出中国电信流动资产中应收账款的质量恶化并非短期波动，而是形成了趋势性压力。
与中国电信的信用减值损失持续增长相比，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2025年的信用减值损失则分别下降了41%和24%，这表明中国电信的信用风险暴露程度远超以个人用户为主的中国移动和在政企市场收入规模相对较小的中国联通。为了寻找新的增长极，中国电信主动承担了更高信用风险的客户群体，而在经济下行周期中，这部分风险的定价被系统性低估，现在正以减值损失的形式集中显现，且可能从“异常波动”演变为常态成本。
因此，如果中国电信未来几个季度收入继续承压，应收账款的信用减值损失是否会进一步攀升，将成为比固定成本更危险的变量：毕竟，折旧和人工成本对利润的影响至少是可预期的，而减值损失则具有加速性和不可预测性。
结语：集体性利润下滑不仅仅是行业周期波动
三大运营商在2026 年一季度出现集体性的利润下滑，并非简单的行业周期波动，而是行业转型期的一次 “结构性体检”：将三家公司的困境放在一起比较，行业的共性与个体的差异便清晰起来。
三大运营商的共同痛点，是传统通信服务收入增长乏力，这是行业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趋势，但每家公司应对这一压力的方式和暴露出的短板各不相同，所需的破局之路自然各异。
中国移动需要回答的，是如何守住核心通信服务的利润率，用高质量增长替代规模扩张，而不是用低毛利业务的增量掩盖核心业务的萎缩；中国联通需要证明的，是数字化转型的人力、资金投入，何时能够转化为匹配的产出效益，实现投入与回报的平衡；中国电信则需要思考，如何在保持网络优势这一核心竞争力的同时，提升成本弹性，但更要警惕收入质量恶化带来的信用减值加速风险，摆脱对非经常性收益的依赖。
在行业转型的关键期，谁能找准自身的核心矛盾并加以破解，谁就能够在新一轮行业周期中站稳脚跟，找到利润增长的新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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